陈蒲清：我的中师 我的大学 ——《八十回忆》连载之五
陈蒲清 五山五彩石 前天
《八十回忆》是2016年由岳麓书社、香港文源出版社分别出版的陈蒲清著《文字缘》《文字缘续篇》的一部分，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陈蒲清先生难得的自述文字。
我的中师（原题“桃源师范”）
桃源师范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先生创办的。我入校时的校长是徐福来，副校长龚哲民，教导主任申业敬。我1953年秋天进校，直到1956年毕业考入湖南师范学院。
学校临近沅水，河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河床上翻腾着朵朵雪白的浪花。晴朗而水浅的夏日，可以下河嬉戏、游泳。每天傍晚，我常常跟好友彭世伟、欧仲秋等在河边散步，往往凝视着白帆远去而遐想连翩。
河对岸是一座陡峭如切割而成的石壁，崖高百尺，叫做“关公岩”。传说是五月十三日关羽在江边磨他的青龙偃月刀，磨锋利后试刀劈成的。现在，桃源还有“磨刀节”，人们说五月十三日那天江水会暴涨。有同学告诉我说，关公岩下出产著名的桃源纹石，是刻印章的上好石材。可惜我没有去过关公岩。
桃源师范求学三年，是我求学阶段最愉快的时光。
首先是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。师范学生都享受助学金，不缴任何费用。没有经济负担，也就没有精神负担，过得很舒心。文娱、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学校经常举行舞会，当时最流行的舞蹈是集体舞。我在这里，不仅学了一般的文化知识，学了心理学、教育学、各科教学方法，而且学了绘画，学了唱歌、作曲，学会了单杠、双杠、跳马等各项体育技能，增强了体质。
其次是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。这三年中没有发动学生搞大的政治运动，还提出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口号，学生可以专心学习。我在课外读了不少书，特别喜欢诗歌、民间故事和名人传记，自己也喜欢写点小诗、小故事。我从小爱好下象棋，有时为了一着棋甚至争得面红耳赤，有客人来了也端出棋盘要跟他下棋。但是，进桃源师范以后，为了集中精力搞学习和锻炼身体，我戒了棋瘾，再不下象棋了。直到今天，我最多只看别人下，自己决不下。总之，当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，激发了我的学习积极性。虽然，1955年发生了肃清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案件，我读过胡风、路翎、舒芜的著作，对案件有些不理解：“写文章、写信，为什么竟然成了反革命？”这给我留下了微弱的思想阴影。但是，这个案件没有牵涉到桃源师范的老师，更没有跟学生发生关系，所以没有影响学校的政治气氛。
第三是有一批好教师。我们年级有六个班，包括五个男生班和一个女士班。我在69班，班主任叫穆振华。穆振华老师是安化县前乡人，方言很重，他教物理，常把“一尺”发音为“一塔”。穆老师对学生宽厚，嘘寒问暖。可惜，他的儿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，老人家该是多么悲痛啊。跟我关系最密切的老师是语文老师罗祚韩。罗祚韩能够说一口道地的普通话，他的教学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语音基础。他教作文不拘一格，除了老师出的题目，学生可以自己拟定题目；还可以写长篇文章，一次交一个部分，一个学期写一篇文章就够了。当时，推行苏联的凯洛夫教育思想，一切有严格的教学计划，罗老师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离经叛道的。但是，我们学生是受益者，给了我们自由驰骋的空间。此外，语文老师赖汉屏、杨昌炽、罗林、杨利民、张新民、柳霞蔚，历史老师熊兴坚，教育学教师覃言念，音乐老师李廷建，图画教师卫雪樵、段千湖，体育教师郑奠邑等，他们的课都教得不错。可惜，柳霞蔚患癌症去世，罗林、杨利民、赖汉屏、熊兴坚、李廷建及副校长龚哲民等后来被打成右派，张新民、杨昌炽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。李廷建对自己的音乐才能颇为自负，在土地改革时，他曾经创作了歌剧《黄石桥》，积极配合土地改革，在全县各地演出。可惜，打成右派后在劳动改造中去世。赖汉屏老师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是报纸的主笔，国学基础深厚，文章活泼而有文采。文革中被关进监狱，他后来对我说：“幸好进了监狱，不然接受群众专政，性命早就没有了。我还得力我的老伴，没有跟我离婚，经济上接济我。反右运动中，右派的配偶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，为了划清界限，往往跟右派离婚。”
桃源师范给我印象最深的同学有杨春美、余顺尧、彭世伟、杨健民、刘复初、李有德、欧仲秋、颜昌明、张会恩、王纲、孟昭明、邓世娴、周晶莹、游桂珍等。
桃源师范三年是我求学阶段最愉快的时光，而且我从此热爱上了教师职业。
我的大学（原题“湖南师范学院与反右等运动”）
桃源师范毕业生本来应该去当小学教师。1956年初夏，忽然接到中师生可以报考高等师范的通知。学校组织报考的学生复习。复习的那一个月非常紧张，白天、晚上都要上课。不过，我还是忙里偷闲，每天坚持体育锻炼。我参加高考，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。
1956年秋季入学。当时，湖南省高校很少，本科只有师范学院、土木建筑学院、医学院、农学院、矿冶学院，号称“五院”。师范学院后来成为师范大学、土木建筑学院后来恢复为湖南大学。当时，师范学院、土木建筑学院的分界线是从牌楼口通往自卑亭的大马路，路北是师范学院，路南是土木建筑学院。湖南师范学院的行政办公中心在古老的岳麓书院。院长是刘寿祺。中文系主任是韩罕明教授。
我入学时，著名教授杨树达先生已经去世，马宗霍先生给别班上课，我没有听到他们的课。给我们上课而且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有：古典文学教师李怙、宋祚胤、羊春秋、马积高，现代文学教师魏竞江，现代汉语教师周铁铮，古代汉语教师周秉钧、邓福南，教学法教师张大贤等。还有辅导过我们的青年教师秦旭卿、鲍厚星等。李怙老师教学严谨，他讲课有板有眼，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。他为人也是这样。我毕业后在常德师专教书，有一次，李怙老师托宋祚胤先生带一个便条给我，每个字都写得端正，字对字，行对行，整整齐齐，像印刷出来的一样。这只是一张便条啊。可惜，李怙老师和他的夫人罗老师，在文化大革命中双双上吊自杀。宋祚胤老师讲课知识量大，训诂狂征博引，而又充满激情，使我们受益良多。羊春秋老师和马积高老师讲课，都似乎不带讲稿，但是，背诵如流，左右逢源。魏竞江老师特别擅长讲戏剧，把戏剧人物和冲突讲得活灵活现。
当时，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落后，大多数课程的教材都是零零星星的，一次发几页，发完后自己装订，学生们戏称为“发传单”；发的教材，有石印的，还有油印的。学校教材科所发给我们的装订成册了的教材只有两本，一本是周铁铮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，一本是周秉钧编写的《古代汉语》。这两本教材都有特色。可是，周铁铮、周秉钧两位先生都成了右派。
宋祚胤、羊春秋、马积高、周秉钧、邓福南、秦旭卿、鲍厚星等老师，后来跟我交往比较多。他们都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人。宋祚胤（1918——1994），花垣县人。他研究的领域广泛，最突出的是《周易》研究。他经过认真考证，认为《周易》成书于周厉王时代，独树一帜，颇有创见。毕业后，我每到长沙就去看望宋祚胤老师。我们见面后无所不谈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谈到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时，宋祚胤老师自信地说：“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。”我调到长沙后去得更多。有一次，他非常自信地问我：“你看我对《周易》的看法如何？”我说：“先生自成一家之言。”他说：“不是一家之言，就应该这样解释。”他非常自信。宋祚胤老师跟我谈话都直来直去。我的《中国古代寓言史》出版后，他非常高兴地鼓励我；可是，《世界寓言通论》出版后，他却批评我：“你怎么搞的？中国还没有搞清楚，又搞到外国去了。”周秉钧（1916——1993），汨罗县人。他教学和科研的特点是严谨周密，一丝不苟。他对《尚书》研究颇深。我每次见他，他都从容质朴，从不张扬。羊春秋（1922——2002），邵东县人。他兴趣广泛，而对散曲研究最深，自己也善于写近体诗和散曲。羊春秋老师善于提携后进，具有甘为人梯的精神。我和几位同仁编了《中国古代寓言选》，请他审阅，他竟然花了很长的时间认真审查，而且一字一句地修改，还写了序言。我每次会见他，他都侃侃而谈，使我如坐春风。我略有成就后，他在许多场合都为我“说项”。马积高（1925——2001），衡阳人。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赋学研究，他著了我国第一本《赋史》，主编了《历代辞赋总汇》。他的《宋明理学与文学》等著作也具有深刻见解。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请他为该社即将出版的言文对照版《古文观止》审稿，他推辞了，却特地推荐我。所以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喻岳衡先生专门到益阳找我审稿。秦旭卿老师、鲍厚星老师，既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的朋友，可以说是师兼友情。
中文系一年级分11个小班，我在第一班，全班只有25个同学，其中男同学20名，女
同学5名。我同寝室的8个同学是，李重盛、焦裕基、刘承训、黄伯荣、吴雄甫、王俊、陈自力和我。班干部实行班三角制，杨志超担任团支部书记，唐克辉担任班长，我担任班主席。当时，国民经济情况比较好，九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，有荤有素。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，提出要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。教育战线号召“向科学进军”。这都是鼓舞人心的。所以，学生们都有乐观、上进的心态。大家思想活跃，听课与课外学习都很认真。比如：学习俄语，我的舌头笨，发不好舌尖颤音[p]，就对着镜子苦练了一个多月。我在课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，最喜欢的作家有：俄国的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屠格列夫、果戈里、契科夫，法国的雨果、巴尔扎克、都德，英国的莎士比亚、拜仑、雪莱、济慈、迭更斯，印度的泰戈尔。我还参加了湖南省的方言调查，1956年完成《澧县方言调查报告》，指导老师是彭秀模、彭庆达。1960年由湖南师范学院把81个县市报告合编为《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》。
那时，课外生活也比较活跃。学校经常有舞会，每周末都放电影，我们看得最多的影片是苏联拍摄的古典名著影片、印度影片、我国三十年代的影片。班上也举行了不少活动。记得第一个学期的中秋，我班就在爱晚亭举行了文艺赏月晚会；第二学期一开学就组织了春游烈士公园。学校紧靠岳麓山，岳麓山是风景名山，也是文化名山。我经常跟同学们爬山，爱晚亭、麓山寺、云麓宫、蔡锷纪念堂、黄兴墓都是常去的地方。
第二学期开学不久，涂西畴副院长向全体师生传达了毛泽东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。讲话大力提倡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，并且说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。报告中还讲到青年作家王蒙的问题。当时，王蒙写了一篇小说《组织部里新来的年青人》，揭露了党委组织部的领导，正在受到非议。毛泽东在讲话中特意为王蒙辩解说，党委有问题也可以揭露，而且幽默地说：“我和王蒙又不是亲戚。”当时，热烈盼望民主的师生们，听了都非常高兴。4月份，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，号召大家反对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。5月份整风进入高潮。同学们积极地贴大字报，批评政府工作中的缺点。大字报铺天盖地，领导派干部专门抄录大字报。我因为只知道读书，对社会了解得不多，写不出有内容的大字报。我是班干部，却写不出大字报，被人看成“不积极”，感到有压力。我还真有些羡慕那些能够提出许多意见的积极分子。
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，6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突然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》，风向急转，不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。报纸上正式公布了毛泽东的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，但是已经不是涂西畴副院长原来所传达的样子，为王蒙辩护之类的话语已经删除了，强调的是划分鲜花与毒草的标准。反右运动中把人分成左派、中派、右派。贴大字报积极的人大都受到批判斗争，打成了右派或中右分子。领导派干部抄录的大字报，就成为这些人的罪状。学校领导传达上级精神说：“我们请客人整风，这些人却是刺客。有人说我们搞阴谋，我们是阳谋。”后来，我还读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：“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，我们就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第338页）
我班20个男同学有4个打成右派分子，他们是李重盛、焦裕基，郑昌华、萧芬亭。李重盛、焦裕基跟我同寝室，郑昌华、萧芬亭住在我对面的寝室。
李重盛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，转业后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，人生经历丰富，自行车技术相当好，在我们寝室是一副大哥哥的样子。平时说话很稳重。在整风运动中，他用“萧质工”的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，叫做《睁开眼睛看看吧》，主要内容是：农村农民的生活很苦，但是有人说农民生活幸福，希望这些人睁开眼睛看看。反右开始后，《睁开眼睛看看吧》被定为大毒草，受到批判斗争。有一天，在教学大楼308大礼堂（这栋楼后来划归湖南大学）举行全校性的批判大会，还请来了《湖南日报》等新闻单位的记者。由于我是班主席，上面指定我主持批判大会。我这人从来没有主持过这种场面，当干部的经历短，有些怯场。但是，上面既已经指定，只能答应，好在不要我发言。批判的声浪越来越高，有的积极分子上台动手打人。我想，这应该制止。于是说：“右派虽然是敌我矛盾，但是《人民日报》有文章说要作内部矛盾处理。希望不要打人。”会上，马上有人递上纸条，说是主持会议的人不能给群众泼冷水，不能同情右派。散会以后，我受到激烈批评，从此退出了班干部队伍。我当时觉得委屈，但仔细一想，内心的确是有些同情李重盛，一来认为他是志愿军，曾经被称为“最可爱的人”，二来认为他到底是同学嘛。
焦裕基年纪很小，会打篮球。他写大字报、贴大字报都十分积极，而且好像曾经写了一张批评学校肃反扩大化的大字报。因此，打成了小右派。批判他时，我也发了言，虽然是被迫的。1987年中等师范系统评定职称，有人把他的材料送给我审定，我才知道他在平反以后担任了新宁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负责人，而且是全国优秀教师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甚至不顾自己孩子的严重疾病，获得了大家的好评。我带着内疚的心情，在他的材料上签署了肯定赞扬的意见。
郑昌华出生比较富裕的资本家家庭，平时就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，三弦弹得很好。在晚会上，他弹三弦，吴雄甫拉二胡，王俊吹笛子，是我班的绝活。在运动中他跟参加文娱活动一样表现积极，当学生们组织队伍到《湖南日报》社去质问：“为什么不刊登我们学校学生的意见？为什么轻视师范的学生？”他也积极参加了。就是因为这一参加，被定罪为冲击《湖南日报》，划为右派。
萧芬亭是调干学生。他出生贫农，据说小时候曾经讨米要饭，所以根正苗红，担任了某县的区委副书记。他调干学习，那时学生党员非常少，就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全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。反右开始时，他担任全系反右的领导工作。可是，运动开展不久，他却被宣布为右派分子。听说他的材料是从原来单位转来的。主要材料是，在区里工作时曾经说过农民生活很苦，而且他妻子出身剥削阶级。
老师中也打了不少的右派。其中，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周铁铮、周秉钧、罗凯岚，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魏猛克、严怪愚、吴容甫、汪华藻等。周铁铮，是名儒杨树达先生的女婿。他打右派的原因大概是对文字改革发表过反对意见。打右派之后，被定为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开除出教师队伍，在长沙市扫马路。后来，据说在冬天扫马路时，因为寒冷，烧落叶取暖，不幸晕倒烧死。周秉钧总算以右派身份从政治劫难中熬了过来，晚年过得比较惬意。为了记住这两位先生，我当时就把他们编的《现代汉语》、《古代汉语》这两本教材保存下来，长期保存着。可惜的是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单位的人都被贬到“五七干校”，带不走的笨重行李与书籍都寄存在益阳师范的一间小教室里。周铁铮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教材，就这样散失了；幸运的是，周秉钧编写的《古代汉语》教材没有散失。197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派编辑胡本昱同志到益阳约我写古代汉语的书稿，我说：“周秉钧先生编写的《古代汉语》很好。我就写点通俗的问答体书稿，好吗？”胡本昱回长沙后，马上跟周秉钧先生联系出版他的《古代汉语》。因为《古代汉语》的文字部分要铸许多小篆字，几年后才跟读者见面。
在反右运动中，我读桃源师范时的老师与同学也有许多被打成右派。老师有罗林、杨利民、赖汉屏、熊兴坚、李廷建、龚哲民（副校长）等，同班同学有颜昌明等。颜昌明当过小学校长，很好学、谦虚，在桃源师范毕业后，一直托我买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材，进行自学。反右打击面很宽，据说全国正式打的右派有55万多人。经过反右运动，乐观、上进的心态消失了，同学之间也不敢说心里话。大家都唱《社会主义好》，有句歌词是：“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。”多年以后，我和诗歌评论家李元洛交谈，李元洛说：“我记得一联名句：廿年左氏春秋史，一代才人血泪愁。”
反右运动结束，我们年级由11个班合成6个班，我在第四班。1958年，搞“大跃进”，办“民兵师”，我们年级按照军事化而组成“排、连、营”，完全停课，大搞劳动。劳动项目很多，我参加的有：一、用土高炉“大炼钢铁”，拼命拉风箱，日夜加班，虽然只炼出一堆废铁，却谁也不敢提反对意见；二、修筑京广铁路的复线，往往挑灯夜战；三、搞基建，包括挖山、到坪塘运砖，运砖要求多装快跑；四、到农村参加“双抢”；五、“除四害”运动，停课专门捉麻雀、抓老鼠（剁下尾巴上交）、到垃圾堆挖苍蝇产的蛆卵。
当时流行“放卫星”的口号，就是浮夸出天文数字。记得报纸上报导，夏季小麦亩产达到七千斤，秋收稻谷就更离谱了。报纸上发表了《广西环江县飞出水稻谷亩产十三万斤大卫星》的报导，还登了一个小姑娘坐在稻田谷穗上的照片，以证明这是真实的。据说，帮助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不相信，他们用科学办法计算不出这样高的产量。有的领导自豪地说：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苏联专家计算不出来的高产量，我们也达到了。”起初，幼稚的我还半信半疑。不久从农村来的同学告诉我说：“我们那里放高产卫星，就是把其他田里的已经成熟的稻子，连根挖起，搬到一丘田里。”有人说：“我们那里也放高产卫星。就是干部叫农民挑着稻谷担子，在验收的地方过秤，然后转一个圈挑回来，再过秤，转几个轮回，产量就放卫星了。这跟唱戏跑龙套一样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有的干部是为了出风头，有的干部则为了自己不挨斗争，不得不这样。”天哪！
我们学生搞劳动也要放卫星。记得在坪塘运砖时，正是盛夏干旱，泥土路被板车反复碾压，灰尘有一寸多厚。我们顶着烈日拉车，多装快跑，车和人都被尘土笼罩，身上、头上都是尘土，鼻孔也塞满尘土，嘴里也有土腥味。除了一顶草帽，没有任何防护。我们好多同学都拉血尿，靠喝车前草水减轻症状。潘清江同学拉肚子，仍然坚持，拉在裤子上了，有的同学还开玩笑，叫他“库兹巴斯”，谐音“裤子巴屎”。“库兹巴斯”是苏联的著名煤矿区。
从1957年反右派起直到1960年毕业，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有“红专辩论”、“向党交心”、“反右倾机会主义”、“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”、“拔白旗”、“消灭白点”，等等。“拔白旗”是针对老师的，著名教授马宗霍气愤地出走，王石波老师等受到批判。“消灭白点”是针对学生的。我同班的伍慎，生活有点散漫，喜欢唱印度电影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，成了批判对象。同年级有个同学叫梅中泉，在全国发表了儿童文学作品，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。同年级还有个叫贺慕岳的同学，很喜欢拜仑的诗，受批判时微笑着读拜仑的诗句：“对爱我者报之以叹息，对恨我者报之以微笑。”他的举动，引起大家的“公愤”。他后来自杀了。有一次批判贺慕岳，我也奉命发了言，至今内疚。不讲法律，压制不同的意见，后果是严重的。
1960年上学期毕业前夕，我还参加了编写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的群众运动，主要由学生执笔，我编写的章节有“洪升和《长生殿》”等。苦战三十天，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就完成了。真是揠苗助长，也是典型的浮夸。
极左主义的这一番瞎折腾，无人敢抵制，终于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，把中国推入十年浩劫。文化大革命中，我们的老师，李怙夫妇上吊自杀，羊春秋、马积高等被打成黑鬼，受尽凌辱。同班同学欧阳孟、黄春霖等也遭惨死。2002年，我到郴州，唐克辉告诉我说：“文化大革命开始，黄春霖被打成黑鬼，她正好怀孕难产，医院不为黑鬼接生，活活折磨而死。”
大学四年，读书时间少，科研没有入门，所以我终身为自己惋惜。
（待续）